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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六合开奖结果直播曾祥金周作人1942年南京之


发布时间: 2019-10-08

  作者简介:曾祥金(1990-),男,江西吉安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201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国文学、出版史料与现代文学文献学。本文原刊2018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注释略。

  1942年5月2日至10日,为庆祝“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赴伪满访问。后又于5月11日下午随汪精卫乘机抵达南京,此后几天一直在南京参加宴请、发表演讲等,直到14日下午乘车北返。这是周作人在时隔35年后重返南京,于他个人而言,自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而对于当时略显沉寂的南京文坛来说,其意义更是非同小可。然而,关于周作人的此次南京之行,各类研究著作并没有给以太多关注。止庵《周作人传》对周作人的此次南行基本没有提及,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中日战争时代的周作人》只对周作人5月13日在中大的演讲有简单介绍,钱理群《周作人传》则以这样一小段话将此事一带而过:“从‘满洲帝国’归来,周作人又匆匆赶往南京,去为汪精卫祝寿。汪政府各头面人物‘立法院院长’陈公博、‘考试院院长’江亢虎、‘监察院院长’梁鸿志……亲自接见不说,汪精卫还特设家宴招待,周作人算是备受青睐与礼遇。”倪墨炎《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和张菊香、张铁荣编的《周作人年谱》虽对这几天周作人的行程有简单介绍,但没有具体展开。笔者拟结合当时南京各大报刊的报道以及当事人的后来回忆对周作人的这次南京之行进行梳理,同时通过一则周作人的访谈分析他彼时的生活与思想状态,以期对周作人研究的深化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周作人于1942年5月11日下午1时20分随汪精卫到达南京,关于当时情形,汪伪政府党报《中报》有详细报道:

  (又讯)国府汪主席,此次以元首资格,率同随员访问满洲国。自四日出京飞抵大连后,旋于七日到达新京,在满时备受满全国官员热烈欢迎。此行对于强化本然友好关系,增进两国提携实效,意义至为重大。兹以访满完毕,主席暨随员褚外长、林宣传部长、陈侨委长、华北政务会周督办、陈航空署长、周外次等一行,业于十日上午八时卅分,在满洲国朝野欢送中,自新京乘车启节,在大连一宿。十一日上午十时乘机归国,于下午一时二十分安抵首都。国府各院部会高级长官及日德意满各国驻京使节、军政要员等,均到机场恭迎。主席身御礼服,神采奕奕,于军乐铿锵声中,安步下机,与在机场欢迎人员握手为礼,随即乘车径返官邸休息。是日适为友军攻占科勒吉多尔举行庆祝大会之第一天,全市过气飘扬,民众欢欣鼓舞。此实因对元首之安返于首都,而益增其热烈程度。

  报道中的“华北政务会周督办”即周作人,他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由报道可知,当时的欢迎仪式十分隆重,汪伪政府各级官员和各国驻南京使节都去机场迎接。虽然主要的迎接对象是汪精卫,但周作人身处其中,想必也是很自得的。说到底,耐不住寂寞和对名利的渴求是周作人“落水”的主因。有意思的是,后来《太平洋周报》上发表了《知堂老人在南京》一文,其中一节谈到周作人这次从大连到南京的飞行是他第一次坐飞机:

  周先生是于五月十一日下午一时余与主席同时由大连乘机来南京的。政府长官和文化界人士,对于周先生的来京,表示热烈的欢迎。下机后,一直迎到留日同学会的宿舍里。周先生今年该有五十多岁了,论地位,现在是华北教育界的领导者。年级地位,两者俱高。而坐飞机却还是第一次。下面是他答复一个拜访他的记者的话:

  “还好,离开北平以前,有人告诉我在乘飞机的前夕不要饮酒,我依照这个方法去做,果然平稳凌空。”

  一向注重“生活的艺术”的周作人对于初次飞行的体验,想来是印象深刻的。周作人到南京的当天傍晚就去了夫子庙,“不过他仅仅是抽暇去看看而已,想找一找有没有可买的书,结果却一本也没有”。其实除了买书,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其旧地重游的兴致。“周先生这次来南京,并非初莅异乡,实在是旧地重游。在他年轻的时候,曾在南京的海军学校念过书,南京是旧游地,这次重来,勾引起他不少旧梦。他到南京后发生了这样的感想:‘很久了,一九O六年我离开这里,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又走进石头城,在我走了以后,这儿建设到什么样子,其后又被炮火毁成什么样子,我无从知道。不过,依我今天所见,南京还是没有什么大变,只是许多街道改得使我叫不出它的名字;夫子庙却和以前一般热闹……’”这时候的周作人,应该会想起他当年游夫子庙的场景:“往城南走大抵是先步行到鼓楼,吃过小点心,再雇车到夫子庙,在得月台吃茶和代午餐的馒头面,游玩一番之后,迤逦走到北门桥,买一包油鸡、咸水鸭,坐车回学堂时,饭已开过。听差给留下一大碗饭,开水一泡,如同游是两个人,刚好吃得很饱,很香。”周作人的一生似乎始终无法摆脱思乡的蛊惑,南京也可以算是蛊惑之一种了。然而,去夫子庙重温旧梦毕竟是忙里偷闲的举动,周作人在南京的这几天与汪伪政府上层频繁展开交际活动,这也是他逐渐由学者转向官僚的体现。此时的周作人对于官场上的这些活动可谓轻车熟路,并且乐在其中。当天晚上,周作人赴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在中日文化协会所设的招待宴。中日文化协会由褚民谊发起成立于1940年7月28日,汪精卫和日本驻南京大使阿部信行任名誉理事长,理事长则由褚民谊自任。它宣称“以沟通中日两国之文化,融洽双方朝野人士之感情,并发扬东方文明,以期达到善邻友好之目的为宗旨”,实质上是打着睦邻友好的幌子为日本侵略中国“建言献策”。5月11日晚,周作人住宿在中华留日同学会。接下来的几天,周作人都住在那里。

  5月12日上午,周作人同褚民谊、张次溪至日本大使馆访问,又往访了伪司法院长温宗尧、伪立法院长陈公博。官场上的迎来送往,这自然是跟他教育总署督办的身份有关。12日中午,他来到成贤街中央大学农场,出席伪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的招宴。关于这次宴会,《中报》做了简单的报道:“华北政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氏于十一日随主席访满后,同来首都,连日分访有关当局及应各方酬酢,颇形忙碌,昨(十二)日中午十二时,中央大学樊校长在成贤街中大农场欢宴周氏,并邀外交部褚部长、宣传部林部长、教育部李部长等作陪,至一时许尽欢而散。”而作为随笔作家的纪果庵在《知堂先生南来印象追记》中对此次宴请的描述则颇为详尽,可以让我们重新感知当时的情形:“我记得中央大学招待吃饭,是在成贤街农场,各色玫瑰开得正盛,我到农场时,樊仲云校长和胡道维先生等已先在,曾在花圃中合拍一照。中大农场在事变前曾是花卉场,战后夷为荒园,经过一年多的整理修建,才恢复旧观,宴客之所,叫做‘瓜棚小憩’,是用竹杆搭成的瓜架,新种的丝瓜和南瓜正抽蔓,还没有成荫,故不见得会有‘豆棚瓜架雨如丝’之感。不然,以先生书斋之苦雨,又久于海滨旧居,在这样所在吃饭,必有一番特别感觉也。先生向来穿中装,这天不过加了一件马褂,在旧京像这种园林真随处可得,况中山北海等地,更为幽邃雅丽。但在南京,则求一公余消闲之处尚不能,此地可以望望紫金山的云,且又有一泓溪水,远处归考试院的楼台,姑且算他汉家城阙吧,陪称了这么一位诗人、哲人,也够得上江南的盛会了。那天参加的,有李圣五、薛典会、戴英夫、陈柱尊、褚民谊等先生……席间樊先生致词,说一向与周建人先生很熟识,又与鲁迅先生常见面,只有岂明先生,平时景仰,未曾识荆,今番相会,不胜荣幸云云。先生答辞里顶有趣的,就是说到三十八年前之南京仪凤门内江南水师学堂‘管轮堂’生活,我从先读过先生的《忆江南水师学堂》,不意今日却听老人口述开天遗事。李、薛、戴诸公,因与先生并不甚熟,应酬话没什么可记,饭毕吃茶时,我拍了一张围坐的相,惜正是背光,不能照得好。”周作人对他的江南水师学堂生活是时常怀念的,正如他在打油诗《夏日怀旧》里所说:“昔日南京住,匆匆过五年。炎威虽可畏,风趣却堪传。喜得空庭寂,难销永日闲。”在另一篇题为《怀旧》的文章里,他更是说:“水师学堂是我在本国学过的唯一的学校,所以回想与怀恋很多。”至于纪果庵文中说到的“围坐的相”,则以《周作人先生南游图辑》(三幅照片)为名刊登在1942年第5期《古今》杂志里,另外两张是周作人和樊仲云等人的合影,以及“周氏在中央大学农场宴毕对客挥毫”照。

  5月12日下午,周作人先与张次溪至日军司令部访问了日军参谋长后宫,香港六合开奖结果直播,又往访了伪考试院院长江亢虎、伪监察院院长梁鸿志。晚赴伪国民政府为祝贺汪精卫60岁生日在宁远楼设的招待宴,这似乎也是周作人此次南京之行的主要目的。关于这次宴会,汪伪政府另一机关报《民国日报》做了题为《汪主席花甲寿辰 各院部会长恭宴》的报道:“(中央社京讯)前日汪主席六十大庆,各院部会长官是晚于国民政府宁远楼恭宴,适值江苏省李主席、安徽省高主席、湖北省何主席、上海陈市长、汉口张市长、南京周市长等在京述职,均行参加。周督办作人,则因接王揖唐来电,嘱代表致意,亦参加恭宴。尚有广东省陈主席及浙江省傅主席、武汉叶绥靖主任则因事赶来不及。”《京报》则对宴席的菜式做了介绍:“晚七时,各院部会长官,于国民政府内宁远楼恭宴主席,用新国民菜式,一切从简,谨表示敬贺之意而已。”周作人与汪精卫的关系发展甚为迅速,先是汪精卫“钦点”此前素无往来的周作人作为出使伪满洲国之华北方面的唯一随员,接着周作人专门绕道南京为汪精卫祝寿。这一切不免让人有点疑惑,其实早在一个月以前(1942年4月),周作人就曾为张次溪编的《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作序,不无肉麻地吹捧汪精卫“挺身犯难,忍辱负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声名”,“盖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正无不可也”。汪精卫自然也就心领神会、投桃报李了。半年后(1942年10月),汪精卫到北平出席1942年新民全会联谊会,周作人不仅亲往机场迎接,还专程前往中南海勤政殿看望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汪精卫则在周作人被免职后选任其为伪国民政府委员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邀他南下讲学散心,于是才有了周作人1943年4月的再一次南行。有意思的是,一向以“孤鹤”自命的周作人,在与汪精卫的关系中却采取了主动的姿态,甚至有几分讨好的意味。其实也不难理解,汤尔和逝世之后,周作人有了寻找新后台的需要,而汪精卫就是绝佳的对象。此外,彼时的周作人与汪精卫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了,《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里说的“投身饲饿虎”又何尝不是在替自己开脱呢?于是,我们发现周作人在官场上已经愈发“成熟”了。

  5月13日上午10时,周作人前往伪中央大学讲演,题目为《中国的思想问题》。伪中央大学所办《中大周刊》第64期“校闻”栏目写道:“五月十三日上午十时,本校敦请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先生莅校演讲:《中国的思想问题》演讲记录,容下期本刊登载。”最终演讲稿就以《中国的思想问题——周作人先生讲》为题登载在第65期《中大周刊》上。《中报》则以《国立中央大学今日上午十时敦请周作人演讲 昨樊校长在农场设宴欢迎》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国立中央大学定今(十三)日上午十时,在该校大礼堂敦请日前抵京之华北政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氏演讲。”此外,中国教育建设协会出版的《教育建设》对此也做了报道:“十三日上午十时,(周作人)在中央大学大礼堂演讲,听讲者有中大全体教职员学生八百余人。首由樊校长致介绍词后,周督办在掌声热烈声中登台演讲,对中国国民儒家思想在秦汉以前与以后之不同,现代又与秦汉以前相同,博据经典,阐述甚详。”由此看来,周作人的演讲还是很受欢迎的。与相关报道的简略相比,纪果庵的回忆就丰富精彩得多了:“到中央大学讲演是再三谦让才答应的,由外交部一位先生伴往。我们曾预备一点茶点,先生似不大会客气,我们让,便吃了。这亦是可爱处,远较岸然道貌为天真也。在学校我们很听了许多先生衷心之语,这些话今日可谓无从说起。讲题是《中国的思想问题》,听讲者是出奇的多,有些其他国立学校的学生都是再三要求才允许进来的,我坐在最前排,所以听得很清楚。先是一段自谦,其理由是说不好‘国语’,如‘周作人’三字,即永远讲不好,小孩子听了往往要笑起来。至于谈到中国思想的本身,则与最近发表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和月刊)差不多,大致是说把儒家思想当作中国的中心思想就好,不必远求,也不能远求。儒家思想的表现,即‘禹稷精神’,他们都是以解决老百姓吃饭为前提者,故可佩服。先生说因为钦佩禹,竟连抱朴子里的‘禹步’也学了起来,并在台上表演一下,颇令听着有幽默之感。‘无论什么思想,都必须有其种子,才能长成树木,外来思想可以说都是没有种子在我们头脑里的,又怎能强人接受呢?我们的思想种子就是儒,不过这种子因没受到好的阳光与空气,故不能好好发展,我们的职责,只在如何加水加肥料,使此种子成长且茂盛便好,不必像太平天国一般把基督教硬认作天父也。’我觉得这一段话最可使人五体投地,中国人而忘记中国思想体系者,殊可寻思。此讲稿可以作为一年后中和所刊一文之前驱,盖先生蕴蓄已久,且是他的一贯主张。唯演稿只在中大周刊登过,别处并没有登,此稿由我自校,相信尚无多大差错。”纪果庵文中提到的“把儒家思想当作中国的中心思想就好,不必远求,也不能远求”,其实就是周作人当时一再强调的所谓“儒家文化中心说”。他在后来发表的文章《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和月刊》)上也说道:“中国的思想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重大,却并不严重。本人平常对于一切事不轻易乐观,唯独对于中国的思想问题却颇为乐观,觉得在这里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国近来的思想界的确有点混乱,但这只是表面一时的现象,若是往远处深处看去,中国人的思想本来是很健全的,有这样的根本基础在那里,只要好好的培养下去,必能发生滋长,从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国民出来。”周作人在这个时候强调儒家文化中心论,不能不说没有在文化上抵抗乃至同化侵略者的意图;但他的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中心思想,也可以作为“大东亚文化”的中心思想。也就是说,周作人的“儒家文化中心说”是以承认“大东亚文化”的存在为前提的。这就背离了它的本义,而走向其反面——“在实际上向日本军国主义为了侵略的需要而竭力鼓吹的‘大东亚文化圈’靠拢与认同”。

  5月13日中午,周作人赴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之招宴。“第三天是十三日,是星期三,正是外交部宣传部及日本大使馆军报道部等机关举行水曜会的日期,这次则是由林部长主持,特请周先生加入,地点在玄武湖留日同学会的迎紫堂,各机关长官到的颇多。”下午二时,周作人至中日文化协会,参加伪宣传部主办的东亚文化建设座谈会。关于这次座谈会,第二天的《民国日报》做了较为详细的报道:“(京讯)宣传部及中日文化协会主办之东亚文化建设座谈会,于昨(十三日)下午二时,借中日文化协会举行,外交部褚部长及宣传部林部长亲临主持,华北政委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氏,及日本大使馆松平池田两领事,特务机关代表,亦莅临参加。到会者计有江院长,中大樊校长,教部戴次长,宣传部郭次长,首都各文化团体代表,著名文化人及著名作家张资平,傅彦长,黎国昌,杨鸿烈,徐公美等七十余人。首由林部长致词,对周督办参加表示欢迎与感谢后,说明大东亚战争节节胜利,英美侵略势力完全肃清之今日,提出东亚文化建设,实含有重大意义。……次由周督办发表意见,首言中国文化在东亚文化所占之地位极为重要,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可以代表东亚文化之大渊源。次言欲求东亚文化之建设,必先扫除过去‘你死我活’的错误思想,此种思想不仅为中日关系之阻梗,益且为东亚全体生存之致命伤,指出中日文化共存共荣乃至共衰共亡之关系,必须根据此种理论基础,始能进一步谈中亚文化之建设。林部长与周督办因另有约会,乃由郭次长继续主持,旋有江院长、樊校长、戴次长、张资平、松平领事、徐公美、傅彦长、杨鸿烈等先后发表意见,谈话真诚坦白,情绪热烈,会场精神兴奋贯注,始终如一。”当天下午三点,周作人接着参加汪精卫在北极阁主持的友邦军事长官茶聚。《中报》以《北极阁茶聚 主席招待友邦各长官》为题报道了这次茶聚:“(中央社京讯)汪主席因访满返回,特于昨日下午三时,在北极阁约友邦军司令官畑大将茶聚,并有日方参谋副长野田中将、影佐最高顾问、海军寺岗少将、报道部长及参谋幕僚等,我方周副院长、褚部长、杨总长、林部长、周督办、陈署长、周次长等。主席对于此次访满,承友邦多所关注,对畑大将表示感谢。畑大将日前曾一度南行,对于粤省政府与友军之合作提携多所推许,且不吝予以协助,并致谢忱。欢谈约一小时。”随后,周作人又参加了伪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员会博物专门委员会举办的欢迎茶会,并参观了陈列馆里的藏品。先参观一号馆,那里有赫哲族和蕃族、苗族的衣饰、用具,似威尼斯水乡的独木舟,似西伯利亚的滑雪床,带锈的箭簇,无语的皮鼓,看了会忆起些古代的人生。步入二号馆,看六朝和唐代石佛,看宋代井牀,看六朝三尊佛石像,通身长二·五五公尺,那是数年前潞安府出土之物。又看二十九年在雨花台六朝古墓出土文物。上楼去,看过石器、玉器、书画,再下楼来,时间不允许参加三号馆,都回到一号馆楼下,围拢一条长案坐好。纪果庵的《知堂先生南来印象追记》则是这样描述的:“先生在中大讲演后,曾应文物保管委员会的茶会招待,时文物会正整理好各陈列室,预备开放,先生对各陈列品看得很仔细,盖‘老去无端玩古董’,亦先生平日嗜好之一端也。先生收藏的,好像还是与吴越有关系的居多,如晋砖之类似颇为我所记忆。又曾做过谈笔墨的文字,在《风雨谈》抑《苦竹杂记》发表,已记不清,但我则受了影响而好用‘青燐髓’‘古隃糜’等名称的墨,想先生亦万想不到。又苦雨斋制笺也颇有名,先生常以赠贻朋友的。可惜文物会中此类收藏竟没有,几幅图画亦不佳,康熙所写的大中堂简直在糟蹋天府笔墨,比乾隆式的墨猪更不入眼,先生只有微笑一下,却一句话不曾说。茶会席上,用中国点心,南京本地制品殊欠隽美,只几盆鲜红的樱桃,据云为玄武湖名产的,倒还有点意思。这天出席的有各报馆记者及文物会同仁,余忝为‘顾问’,故亦获一席。说些什么话,已忘得干干净净,总也是因为过于涉及应酬性质之故吧?”是日晚往汪精卫住处,赴汪精卫家宴。

  5月14日中午,周作人出席伪考试院院长江亢虎的招宴,后往访伪司法行政部部长李圣五。下午3点45分,周作人乘津浦列车北返,伪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伪法制局局长胡兰成、伪教育部次长薛典会等前往车站欢送。其中樊仲云显得很是殷勤:“樊先生是道地江南人,行年四十余,尚未渡江一次,这回为了送知翁北行,却破例一乘渡船了。”而周作人对于这次的匆匆离去是觉得惋惜的:“匆匆来又匆匆去,今日又要离开南京了。”“连幼年时在下关读书的学校,都没有去看一看。”一部分文化人准备组织一个“知堂学会”,将来按月出版刊物,每年请他到南京来讲学一次,周作人走的时候同意了这一计划。但是这一计划随着周作人的离去,后来也就没有下文了。

  周作人的此次南京之行,“给以寂静的南京文坛一个很大的冲动”。随着抗战爆发,大批作家内迁。当时的南京文坛实在是太寂寞了,几乎连一个一流作家都找不到。周作人的到来所带来的轰动效应可想而知,而这一“冲动”也很好地体现在了《中报》副刊中。《中报》创刊于1940年3月30日,旨在“成为东亚百年和平之一棵嘉树”。从创刊到周作人此次南京之行,号称追求“悠闲恬适”和“生活的艺术”的《中报》副刊从来没有刊登过任何有关周氏的文章。然而,随着周作人到达南京,这种情形开始得到改变。1940年5月13日,《中报·中流》刊登署名绿带的《读苦雨斋主的文章》。该文先是对周作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他的文章风格做出总的概括:“周先生是中国有名的散文家,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史上,奠定了稳固的基石。”“他的文章,妙在清淡,读之如啖橄榄,清奋可口,使人读时不忍释手,读后又不易遗忘。”接着从文章、谈酒喝茶、人道主义和文化问题四个方面对周作人进行阐释,颇有趣味。5月14日,《中报·中流》刊登署名萧纳的《向周作人先生提个愿望》。这篇文章比较简单,主要目的在于“敬代替多少读报人,向周先生提出一个愿望:我们愿望周先生亲笔写一点南来的感想文字,给以多少欢迎者一个拜读的机会”。但周作人后来似乎没有写过与这次南来有关的感想文字。5月15日有署名敬远的《写在知堂先生来京以后》,文章把周作人和鲁迅放在一起,认为他们兄弟俩“是新中国文艺的拓荒者”“依然高据着文坛的首席”,同时具体分析了周作人杂文的特色:“取平淡的题材,用平淡的笔墨,说尽了人间的烟火气。处这乱世,与其绚烂,不如平淡,与其张脉奔兴,不如偃旗息鼓。”作者的分析可谓抓住了周作人杂文的命脉,同时也暴露了它的缺点。5月18日,《中报·中流》刊发署名蒋山的《周作人先生自白的个性》,该文揭露了周作人的一些小细节:因为北平天气好而喜欢北平,因为绍兴天气不好而宁愿自称“京兆人”;憎恶京戏和无线广播,因其太聒噪,且做作虚伪。经过以上罗列,我们可以说因为周作人的此次南京之行,南京短时间内出现了一个“周作人热”。

  文章的最后,我们来看一则当时报刊记者对周作人的访谈。这则访谈未见于《周作人年谱》和《周作人研究资料》,具备一定的史料价值,故照录如下:

  昨天我们在香铺营中华留日同学会里会见到周作人先生。当周先生还没有会见时,我们静悄悄地坐在留日同学会的会客室里,等着他的降临。记得还是在学生时代,我们最爱读他兄弟俩(作人,树人)的大作,由爱读他俩的作品,发生敬仰,由敬仰而使我想到希求有个机会和他俩会见,面请赐教,不想这种幻想,终于今天给我在中华留日同学会里等到了!

  先生穿着一件黑色马夹,蓝色大褂,脚上蹬着黑色的平底软鞋,身体不高也不矮,剃着光头,脸上架了一幅金丝眼镜,短短的胡须,他走进会客室,稳重的态度,使人一望,就知道他是一个道高貌扬才丰学富的宿儒。在中国学术界,周先生是早已享有盛名,尤其是他对于新文学的贡献,不屈不挠的精神,差不多获得了全中国知识分子与青年的敬佩和爱戴。所以他的确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上的一位功臣。

  我们先做了简单的介绍后,我们就开始谈话了。“周先生现在地方的生活中怎么样?我们首先的发问。“这个,自从去年元旦起,我一直过着官场生活,每天除了公事必须整理外,私人的应酬,也是相当的多,所以在私生活上可以说是一种单调的生活。”他娓娓的讲了,说出的又均是南方的声音,于是我们带着十分真挚的口吻,向周先生说:“据说北方最近的文化与教育,进展得非常之快,不知究竟怎样?”他喟然地说:“北平与天津,事变后的时候,并没有遇到猛烈的炮火,所以一切是依然如故。至于说是进步,我看谈不上;不仅如此,全国各地都是这样……”

  他这一段话,平添了我们对于战争的怨恨,要不是战争,中国的新文学在文坛上更不知进展到若何程度呢?“那么,满洲的文化和教育,周先生此去一定有所心得了?”迟疑了好久才慢吞吞地吐出来。“因为我逗留的时间很短,未窥全豹;只知道那里有一个建国大学,包罗有满、蒙、汉、白俄各种民族,教授一种特别教育,而且设备也相当的好,听说成绩也不错。”对于满洲的文化,这就是他所知道的一点。

  古旧的石头城六朝金粉遗下的秦淮河,是每个人所永远忘记不了的;四十多年后,他重复地脚踏进金陵城的时候,仍然去找了一找童年的遗迹;然而沧海桑田,他所留在脑子里的金陵,已模糊不可寻了!真使他有“城郭依旧,人事全非”之感。是的,这是他《雨天的书》里的《怀旧》一篇文章来。提起了现代的青年,他认为须要有冷静的头脑,才能够克服目前的困难,匹夫之勇,这是无补于事实的。所以青年朋友们,听着!怀着满腔的热血,要有冷静的头脑,才可以成就伟大的事业。你们知道吗?

  说了许多话,又谈到主席的提倡和平,他说:“在赴满途中,我与林部长谈过;抗战是一条路,而和平也是一条路,不过在这时,后者是比前者成功。这是不庸讳言的。”听了他的话,可见“和平”确是每个人所渴望的了!谈起了他的故乡来,是有许多事值得他的回忆,然而过去的已经不能重来,即是重来,也已经不是美满的了!所以他到了南京,就想起了故乡,很想有机会到西湖区诉一诉他的离愁。第二故乡北京,他的家里现有十余口人。他的儿子,是和中华民国同年的,事变的时候,毕业于北京大学,如今是执着教鞭过生涯;他的女儿,虽然出嫁了,可是她仍住在北京。

  对于写作,他说环境不同,似乎也没有以前那样的兴致。不过他总想有机会再和大家谈谈,发表他年来的感想。因为来访的人,络绎不绝;所以我们不好意思多耽误他的宝贵的时间。何况他是悄悄的来,又将要匆匆的归去呢?终于我们不得不起身告辞了。归途上,我又浮起这个有“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的学者的影子。觉得这个伟大的人,对于中国前途,一定有非凡贡献,深藏在他的心灵中。那末,怀念着他的青年朋友,静静的等候着吧!

  访谈中周作人提到他当时过的是“官场生活”,此言不虚。《新民报》曾刊发一组《华北政务委员会各总署督办素描》,其中对周作人做了这样的描述:“(他)每日起床很早,(读书写作后)上午十时就到教育总署办公。”这是一个认真勤勉的行政官吏形象。当记者问到他对华北教育与文化发展的看法时,周作人的态度显得不太乐观。其实这也正常,彼时原来的大部分知识精英都已撤离,又逢战乱,华北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似乎无从谈起。而文中谈到的周作人对满洲文化和教育的看法,笔者在《国民杂志》刊载的《华北教育家座谈会》一文中找到了可资补充的材料:“就经过所见,新京建设成绩甚佳,少年青年皆有训练,到处见有新的气象。在新京第二日,因得汪主席特别允许,可以不参加国务院访问,乃与宣传部林部长往看建国大学,集合国内各民族优秀青年,施以同样的严格教育,养成刚健朴实的风气,不但将来可为担当国事之用,即此用以协和民族,亦有很大的意义。鄙意该大学目的,专为养成官吏人才,今始知其更有深意,正是百闻不如一见也。”至于访谈中周作人不怀好意的提醒现代青年“须要有冷静的头脑,才能够克服目前的困难,匹夫之勇,这是无补于事实的”和认为“抗战是一条路,而和平也是一条路,不过在这时,后者是比前者成功。这是不庸讳言的”,则彻彻底底地暴露了他的汉奸面目。由倡导新文化的先驱到“背叛祖国”的罪人,周作人的沉沦让人既惋惜又痛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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